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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聞追想錄----美麗島連作--狂風往事

2014年2月28日 2 意見


談到過去,朋友不解的問,碰到那樣的事,有那樣的遭遇,你不生氣嗎?那時候碰到對你不好的人,你也不生氣嗎?我看你好像很平靜,總是不伸出爪子。

朋友說的事,是政治事件,是我先生涉入的政治事件,1979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



生氣,要有條件的。例如文王之怒,文王一怒安天下。有那安天下實力和氣概的人,可以生氣。我那時候,是政治大力底下的一隻蟲子,每天想的是如何以完全不對等的力量,躲開隨時可以踩死你的,無所不在的政治大力,然後發聲。悲鳴之聲。

那時候,能夠發出悲鳴之聲的也只有我們,政治犯的家屬。其他和美麗島事件沾得上邊的人,必須噤聲,否則就等著在路上被帶走,或回家打開門,看見有人在等你。

政治犯的家屬能夠發出一點悲鳴,那是時代進步才有的事。倒轉時光,要是我們活在二二八的時代,還能,還敢悲鳴嗎?不能,不敢的,自己能活就活,不能活就默默去死吧。所以人家說時代是有進步的,我們這些家屬還能夠聚會,還能夠講幾句話,是有史以來,或縮小範圍來講,是國民黨來到台灣以後,遭際最好的政治犯家屬。

遭際最好,但還是恐懼。聽聞太多,因此懼怕所有的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可疑。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敵對的人,包括記者。有一個晚上,十幾個政治犯的太太、女眷,在最有活力的一位政治犯家屬,後來選上立法委員的許榮淑家裡聚會,忽然樓下有人按鈴,說是記者來訪,之前聯絡過的,可以開門嗎?

大家共同的感覺是:麻煩來了,只會醜化我們的人來了。

許榮淑也這樣覺得,但是她說這位大報記者聯絡了好幾次,不好意思一直拒絕,就由她一個人來應付一下吧。

她讓我們一大群女人都悄悄躲進客廳旁邊的房間,關上門,才按鈴請那位記者上樓。

客廳裡面,寒暄,喝茶,問答,大概半個鐘頭不止。我們十幾個人擠坐在放著單人床和書桌的小房間裡,一聲不出,靜默聆聽。要是那位記者在客廳裡坐一個晚上不走,我們大概就會在小房間裡坐一個晚上不出去。他一定知道當時屋裡有很多女人,因為玄關滿地都是女鞋。他或許也能夠從那明明有很多人,但是卻聽不見聲音的不自然的安靜裡知道大家害怕他所代表的媒體,和這個屋子外面的世界。

像地鼠一樣的躲藏,我並不喜歡這樣。但是別無選擇。我很幸運的保有我的工作和我的租屋,如果太高調,誰知道還會不會繼續保有這些。我也很幸運的擁有不會離棄我的家人、朋友。可是我必須用很大的力氣讓自己不在肅殺的空氣裡面散架。出事以後好一陣子,我常常在發抖。好像在狂風裡穿得不夠多一樣停不住的發抖。我很討厭自己這樣,因此我要特別用力的咬緊牙關,或咧嘴微笑,讓牙齒不要答答觸碰,讓說話正常。

美麗島人被抓以後,因為家屬聚在一起取暖,久久不散,有形無形是股力量,當局便派出一位關先生跟我們對話。政大的一位黃教授會陪同關先生一起跟我們見面。關先生不大講具體的話,聲音彷彿從水底下傳來,有點含糊,但是黃教授會代為闡釋關先生的意思。似乎黃教授比關先生更知道關先生講了什麼話,我們也只好聚精會神,側耳傾聽黃教授的說明。黃教授說我們有事,隨時可以聯絡關先生,晚上、星期天,都可以,有話好說,不要貿然去外邊講,他也給了許榮淑關先生家裡的電話。

記得好像是在黃信介先生家的一次會面,有些家屬同伴講講就哭了,我又開始好像衣服穿得不夠暖一樣的簌簌發抖,可是我很想講話,很想在這只聽單邊講話的雙邊會面中講話。沒有人公開為美麗島人講話。再怎麼同情,也不能公開為美麗島人講話。關先生只是一再說政府一定會秉公處理,黃教授的說明也沒有增加更多的訊息。而我,只會發抖。這樣下去,誰會知道美麗島事件的真相?於是我聽到我講話,講的是我們家屬圈裡常在談的事: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在高雄的那個晚上,到底是先暴後鎮,還是先鎮後暴?是不是可以探討一下事情的先後?

我勸你不要這樣講!黃教授立刻大聲出言制止,他瞪眼望著我說,你們這樣講對你們沒有好處,不要去講!

當然我們都不再講話。也明白黃教授講的正是關先生的意思。我們可不希望自己多言生事,害牢房裡的親人遭罪。

可是我看見大家都在對我點頭,田朝明醫師也對我大力點頭。 後來田醫師曾在類似的場合點名叫我講話,他覺得我這個外省女人倒敢講話吧。可是田醫師沒有看出我講話的時候,同時也在拼命制止身體顫抖。

我講的只是十二月十日高雄那個晚上發生衝突的時刻。那個時刻之前,那個晚上之前呢?經過怎麼樣細膩的鋪陳,才揭開那個晚上的夜幕?大群民眾持火把走在街頭高喊要民主的時候,隱藏在暗夜街角,合圍聚攏,蓄勢待發的又是什麼?遙控那一切的政治大力又在哪裡?這些我不敢講,我們都不敢碰,彷彿十二月十日的高雄事件單純只是個意外。黃教授是怕我不知厲害,越界涉險,進入迷霧森林的暗黑禁地,因此疾言厲色,大力阻攔吧?


我開始幫忙做些聯絡和寫陳情書的事情。家屬圈同伴很多是住在中南部,要帶小孩要顧家,要奮力維持生活,我年輕沒小孩,住台北,有雜誌社的工作收入,負擔比較輕,就自然開始幫忙一些事情。有一個星期天,我在許榮淑家裡,她正陷於大人叫,小孩哭,狗亂尿,諸多事情糾結不清的星期天大白天的混亂裡,於是我幫她打電話聯絡昨天沒聯絡到的關先生,要問下次見面的事。

關先生的家裡,很快有位女子接起電話。她先問我是誰,然後讓我等一下,說要去看看關先生在不在。在她離線的大約半分鐘裡,我聽見麻將牌在桌上嘩嘩洗牌的聲音,外省口音的女人笑語漫談的聲音,於是我看見一個我很熟悉的世界一絲不亂的在那裡運轉,我看見牌桌旁邊小几上剛續上茶水的茶杯,我看見廚房裡面正在準備的茶點,我看見客廳主牆上掛的字畫,字畫下的沙發,沙發旁邊的插瓶鮮花,我看見關先生正在陪老太太玩牌,老太太轉頭問兒子出哪張牌好。世界無事,這是美好的星期天,我撥的這通電話只是飄進屋子,無關痛癢的一縷輕煙。剛才離線的女人回來說關先生不在,請我明天再聯絡。

我掛了電話,回報許榮淑通話的結果。並不意外的結果。我們這個世界的人,必須一再一再撥電話,或坐下寫字,去讓方才電話線那頭的人聽見我們。

他們可以選擇不聽。遊戲規則是他們定的。他們隨時可以更改。他們不用太在意啊,因為我們已經被一張很大的羅網圈圍起來,他們比我們更知道羅網裡面每一個角落的事情。

恐懼,是一種集體的感覺。家屬圈裡,有人支持不住,虛脫無力,時時倒臥在床。我們去看她。你還好嗎?要不要起來吃點東西?我們問。她只是搖頭流淚。又斷續述說先生在家時的生活點滴,像先生怎麼帶女兒在客廳地板搭帳篷露營,晚上關了燈,出帳篷時不能開燈,只能用手電筒,而先生又怎麼像照顧女兒一樣的呵護她的飲食起居,讓她多年來沒有煩惱過......

那樣的溫馨時光回不來了嗎?睡一覺起來,會不會就回來了?

不會。我很想殘忍的把她搖醒,對她說,你趕快起來,現在不是睡覺的時候!

可是我知道,她已經身陷精神崩潰的邊緣,只有睡眠,能收容她極度不安的靈魂。

我帶著我自己不安的靈魂,在城市裡行走。隨時會碰見預料不到的人,增加我的不安。有天早晨我在鬧區公車站等車要上班,忽然有人喊我,是一位小學畢業後就沒見過的小學同學。她的臉跟以前一樣,是紅潤的笑臉,她的個子拉長了,但還是嬌小,我一下就認出她來。她的聲音也是以前的聲音,一點點甜甜的沙,腔調仍帶眷村女孩特有的一點點大陸味。

她問我在做什麼,要去哪裡,結婚沒,先生在做什麼,現在怎麼樣。他現在怎麼樣啊?她甜甜的笑著問。

這些問題可能不是一次問的。因為接下來一陣子,我在那公車站牌下,碰到她和她的問候好幾次。十幾年來沒遇到的人,那時候會遇到好幾次。我想問她:你是誰?你為什麼在這裡?你想要什麼?讓我難過是你出現的目的嗎?

再後來,先生審判定案,我就再沒有在公車站牌下碰見她了。來無影,去無蹤的老同學啊。

那時候遇見的人,有些是特別刻意讓我知道他們來了,大概也有些是走到我旁邊,但不要讓我知道他們在。先生出獄後見到一位關心的朋友,他問起我的工作狀況,先生說我這幾年一直在雜誌社上班。朋友說知道,你回去問她辦公室的那個誰誰誰怎麼樣,那個誰誰誰是安排去她旁邊看著她的。

先生問他怎麼知道?朋友說安排的單位裡有我的朋友,他告訴我的。

像諜報小說。這邊有那邊的人,那邊有這邊的人。

我嚇了一跳,可是並不生氣。我知道的誰誰誰是聰明人,在這邊、那邊之間的日子應該不好過。後來又有朋友告訴我諜報小說的另一個版本,誰誰誰其實是非自願的,但擺脫不掉那邊的聯繫。網羅實在太大,身在明處的我,和身在暗處看我的人,都在網羅裡,我慨嘆,這一切,存疑歸檔吧。

要是有一天,所有的檔案都解密打開了,人家讓我去看我的檔案,我將看到什麼?我會看到無法讓我輕易說出「存疑歸檔吧」的資料嗎?我會看到有的好朋友其實是那邊的人那樣的事嗎?我不想看到那樣的紀錄。走過的路不可謂不辛苦,但是面對那樣的紀錄說不定更難以承受。

我要生活繼續。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傷,我開始設想,如果我發現我在意的誰誰誰是那邊接觸過,受命看著我的人,我要怎麼辦?

我想,不怎麼辦吧。如果太難過,也許會漸漸疏遠,但我要提醒自己去想朋友對我的好,我不會相信那好裡面沒有真心的好。或許真心假意摻和在一起,朋友自己都不辨真假了,但還是有真心的。

生活繼續。有些人來,有些人走,但是生活繼續。去年我在電視上看見關先生,他那花樣年華的女兒墜樓殞身,關先生來去傷心地,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情緒失控,不能自已,說了好多傷心的話。太不幸了。我想起多年前在電話裡聆聽關先生家裡麻將聲、笑語聲的時候,不曾聽到小孩的聲音,但那時候應該是有可愛的孩子在大人身邊咿咿呀呀,引逗滿堂歡悅吧。我為我想像中的拼圖拼上原先缺的一塊。多年之後,這才拼上的,嬌嫩的一塊,已經傷痛碎裂。歎惜之餘,也很訝異,我訝異政治戰場上的猛將關先生竟是會在人前大哭崩潰,不思遮掩情感的人。黃教授已在幾年前病逝,不過就算他在,我也懷疑他會知道關先生的這一面。原來關先生是會喊痛的人。

我想起我自己流過的眼淚。那段日子,還被先生老家的舅舅叫喚作新娘的那段日子,我常常在城市裡奔忙到夜深才坐上最後一班公車回家。上車一坐下,閉上眼睛,眼淚就像開關打開了一樣,止不住的流下來。不是嚎啕,也不抽噎,眼淚是完全無聲的水,在昏暗中流了滿臉。公車快到站,燈光就要大放時,我抹去臉上的水,水的開關隨即關了,然後我收拾隨身帶的東西,車停即跟著人眾下車,腦袋裡開始盤算回家後要做的一件件事:好多天沒洗的衣服該洗了,等洗衣機停轉的時候可以寫一封信,最好再修好在辦公室寫的一篇稿子......

那時候有人問我怎麼不太哭,不像其他人那樣哭。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明明我是一點小事就會淚汪汪的人。要說我會害怕到像要散架一樣的全身發抖,上下牙齒相擊有聲?要說我會在昏暗的夜車裡像放大水一樣的放眼淚?

現在有人問我不生氣嗎?不太知道要怎麼回答,因我的朋友,為我的朋友,寫了這段狂風往事。






附記:

我的書「長歌行過美麗島」出版三個月了。十分感謝認識、不認識的朋友告訴我他們對這本書的感覺,以及種種想法。有位朋友說他是看了書,才瞭解我。不只是因為我說的那些事,更是因為我說那些事的方式。

也有朋友說看了這本書,對那個時代,對通到我們現在的那條路,有了更真切的認識。

是的,我們的昨天,很快變成前天、大前天、往日,消失於煙塵的那頭,但不重新注視的話,焉知煙塵那頭苦痛的往日往事不會重回而為今日的現實?

感謝最早注視著煙塵那頭我的往事的朋友琳英和阿茉,感謝她們用力敲打我,耐心等待我。當事情提煉為文字以後,我感受到再生的喜悅。

因為出書,原先刊於部落格的一些篇章封了一些時日,也有關心的朋友問及此事。現在,書世界的討論漸淡,我想我可以在這裡逐漸打開那些篇章,並恢復它們原來的篇名。

這篇「狂風往事」,出書時放在「美麗島新娘」那一章節,命名為「大逮捕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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