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應該說我不是一個人離開家的，其實是父親帶著我搭火車去台中，再找著去學校的公車，我們一起去學校的。
父親安頓好我住校，回南部以後，我才開始一個人離開家的日子。
原先的短髮很快長長了，朋友也交到了，每天走過美麗的校園，去上些不甚了然的課，有空常跑圖書館，挖些看得懂的書看。我念的是中文系。其實我一點也不適合念中文系，只是不曉得自己適合念什麼系，就糊里糊塗的念下去。
其實到現在我也不曉得我適合念什麼系，只是不時抱怨兩句：啊～那時候我要是能念個實用一點的系，像日文系、英語系就好了。
十八、十九，不小了，為什麼會那麼茫然？大概是我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羽翼底下，生活太安靜，沒見過世面，也太乖了。
媽媽一直說我好乖，好帶，
從小我會自己做功課，在班上的成績也不錯，不讓人操心。
我喜歡舞蹈，喜歡動物，喜歡閱讀，
喜歡，真喜歡。動物，我一路從狗愛到貓。舞蹈，可惜沒有機緣深入學習。閱讀，簡單多了，隨時隨地可以抓到東西讀，幾個字，就是一個世界，開始看第一個字，就走進一個新世界。父親愛看報，家裡不只訂一份報，從小我就跟著看報，像我不時會就著他的大玻璃茶杯喝口香釅的茶一樣。
我好壞不分，什麼都看，新聞，廣告，小說，散文......很多好東西是在報紙上看到的，像高陽的歷史小說荊軻、少年遊、風塵三俠，像褚威格盪氣迴腸的「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像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和井上靖的文學。很多壯闊、無奈、熱烈、幽微的情感是那樣子接觸到的。從報紙，我出發去找書，找更多好看的書。
小時候文藝作品看多的壞處可能是你會覺得那裡面的世界比現實的世界還要真實，現實的世界比較無趣，而你飄飄在文字織就的世界裡走著走著，在現實的世界裡就變得比較無能，比較出離，比較不食煙火。
那時候倒還看不太出這可能會有的毛病，受寵的我因為功課不錯，作文拿高分，得到父母過度的贊許，渾然間變成一個有高度自覺，行為表現不出格，某些方面相當嚴厲的女生。對於我認為是對的事情，我會相當堅持，不計成敗。堅持就是意義，這是我固執的準則。
然而我又心軟戀舊，常常別人都放手往前跑了，我還在後頭蘑菇著不肯放手。
上大學後第一個聖誕假期，我沒有在聖誕氣氛濃厚的基督教大學校園裡和同學一起過。我回家了。因為我知道爸媽想我，因為我出生、成長的那個日式平房村落就要拆除，下一年我們就要搬家了，搬到沒有院子的公寓。我熟悉的各戶鄰居也要打散了搬到不同的公寓。有一個關門各自花草院落，開門有巷弄馬路通連各家的地方，就要沒有了。
那個聖誕夜，高雄難得的冷，外頭風颼颼的，風從圍牆外颳過高樹，擊打窗櫺屋瓦。爸爸、哥哥都有應酬有活動不在家，媽媽說早點上床吧，窩在被子裡暖和，我說好，就拿本小說坐到媽媽腳跟頭，跟媽媽蓋一條被，背後墊靠枕頭，隨意讀兩頁書，隨意聊幾句話，講講學校的事，講講家裡的事。媽媽看起來很舒服，很高興，我也覺得心裡踏實，幸好回來陪伴半年前剛動過大手術的媽媽，不然她會覺得寂寞吧。
大二那年，我們搬家了，搬到有四個房間和前後陽台的公寓。我們的第二隻狗在這公寓裡老病而死。那時候我在學校。
逢假日，我還是常回家，不過逐漸增加內容的校園活動，終於讓我這個南部來的靦腆女生成為有大學生活的大學生了。我跟大家一樣穿起紅帶夾腳脫鞋，穿梭校園各處，自覺隨意不羈。這樣子要是讓爸媽看見，一定覺得像浪人一樣沒款。
關於鞋子。有一次我在台中市區買鞋，看到一雙包頭包跟的麂皮平底鞋蠻不錯就買了。買了以後穿著走在校園，卻覺得鞋不跟腳不好穿。原來那圓頭鞋的底平得徹底，裡外都平得徹底，又硬，每一步都得使勁讓鞋底後半部拔離地面，才能跨出去。
早知道不買了！不過我發現一個台北來的高挑時髦活躍女生也買了同款鞋穿。那表示我的眼光差不太離嘛，只是不穿誰曉得那麼難穿。我就繼續穿，穿到鞋終於壞了才鬆口氣不穿。當然那個台北女生早不穿那鞋了。她一定也覺得不好穿。她是常常在音樂系館瞪大眼睛唱女高音的家境富裕的女生，完全不符合人體工學的不良設計，當然早拋棄不要了。我不一樣，我是父親退休，家裡沒有進帳的南部女生，買到壞鞋也要穿到鞋壞。
忍耐的人生哲學，早早就附在我身上了。所以我是完全沒趣的人。
有趣的人是誰呢？是會在音樂系館瞪大眼睛唱女高音的台北女生。我們學校這樣的女生不只一個。音可以努力拔高，但是唱得並不好，每次都讓坐台下的我聽得心驚膽跳，怕她危危顫顫上不去，摔下來，斷掉。
這些女生都有一點歌唱天賦，不是頂好，但父母親認真呵護她們天賦的苗尖，盡可能的拉拔高，拉到大學，知道不可能再高了，不過不要緊，她們已經理解音樂是怎麼回事，也敢登台，敢表現，她們內裡的苗尖尖已經繞過音樂的山，變成一道橋，攀過河，到達另外的天地。她們，敢於呈現不夠好的自己，日後可以做很多的事，音樂家以外的很多的事，與音樂相關，或者不相關。
我沒有這種膽氣。要是小時候，我那一點點喜歡跳舞的苗尖尖也被呵護著拔高了，會得自行繞過高山，尋找出路，我可能也會眼睛放光膽子大吧？
有趣的人是誰呢？是會在校園舞會開始前十分鐘，跑到我們寢室借釘書機的隔壁隔壁間台北女生。她眼睛放光膽子大，借釘書機是要把稍稍嫌長的洋裝下襬變短。我們都哈哈大笑，看她把身上洋裝下襬提起，隔一小段就釘一針，後邊由別人幫忙也釘上幾針，這樣幾下就改短洋裝了。
是這種魄力與奇想讓一個人有趣。我沒有。我會想衣服被釘壞了怎麼辦？多可惜啊！那是花多少錢買的啊。要是我這樣問改短洋裝的台北女生，她會揚眉說不是多特別的衣服，好便宜，沒關係啦，而且要是被釘書針釘破一點，以後乾脆把下襬扯成一圈毛鬚鬚也可以啊！
於是我很佩服的笑完了，繼續寫我的文學報告，或去浴室洗衣服。
很少人請我去舞會。很少的人請了我我也不去。因為我不覺得舞會有趣，我不覺得請我的人有趣，大概我也不覺得我自己有趣。
你可能覺得這樣的我沒救了吧？沒辦法，我就是這樣的。
然而我的大學生活越來越好玩了，我被拉去淑女社團蘭馨社學會烤蛋糕以後跳出來，又淡出一位朋友硬拉我去的平劇社，還在想是不是跟著常思考人生奧義的另一位朋友去參加查經班，卻因為好奇，參加了野鳥社，變成台灣最早的野鳥社友，常常像模像樣抱著望遠鏡去野地或山上賞鳥，其實我看見的比鳥更多，不只是鳥，有點像是，發現台灣。
可惜大四一下子就要過了。除非考進研究所，畢業後不能再待在我越來越喜愛的校園裡。
大家都在想何去何從。常思考人生奧義的朋友，成績優異，系上老師強力建議她考研究所，她卻不顧惜的笑著婉拒了。她想要工作，也想著要如何在畢業前去向從未仔細看過她的一個男生告白。
她真去告白了，對方吃驚表示感謝和拒絕後，她說沒關係，她只是想要說出來，說完她就打包回家，不說就永遠沒機會說了，可能以後會後悔。
朋友幾乎是昂揚的回到宿舍，笑著述說現場實況。在畢業前夕一片兵荒馬亂忙打包的氣氛中，我很欽佩的望著她，想不到她有這勇氣，又能這麼漂亮的放開手，真是個女英雄。
畢業後幾年，我的工作軌跡一路由南部、中部，劃到北部。和勇敢的朋友同在台北工作了，因此有時候我們能相約至兩人辦公室中間的地方快快一起吃個午餐，講些生活點滴，再各自回去忙工作。一次她約我去一家新開的西餐廳，坐下後她說，最近常常在這家漂亮餐廳外面走過，會停下來看裡面吃飯的人，覺得他們好幸福啊，就想我們怎麼不行？我們怎麼就要待在外面看？花一點錢，又不是多貴，跟這些幸福的人坐一起吃飯，讓自己開心一點，又不是多難！是不是？有沒有覺得比較幸福了？你看你旁邊再旁邊，剛進來的，不是演那個賣座片的明星嗎？
我半轉頭去看。正要落座的，果然是那個女明星！她穿一身黑，高䠷，鬈髮，笑著，氣派十足。
我和朋友的成長基因讓我們都有不隨意花錢的習性，為自己花錢，只是一頓商業午餐，還莫名其妙會有罪惡感，需要勇氣突破。我看著眼前這位傳統商家的女兒，正促狹望著我笑的朋友，再看看光線明亮，布置了好多綠色植物，還坐著有女明星和其他幸福人的室內空間，就笑說，嗯，很幸福，聽你是對的！
幾年後，女明星星途情路不順遂，有自殺新聞見報。而朋友在結婚、生產後，得了憂鬱症，於一個冬日的早晨，抱著襁褓中的嬰兒，泫然欲泣，出現於我工作的辦公室。跟她說了一陣子話，帶她去吃了東西，送她回去後，我想到以前昂揚的她，我想到跟我們一起在明亮空間裡吃過飯的人，我想到勇氣這個東西，不是簡單的構成，誰知道勇氣之源是什麼？我想到此後不曉得我們還要攀過多少高山，跨越多少河流。
我常常因為缺少勇氣而往回走。當時，在畢業前宿舍兵荒馬亂忙打包的氣氛裡，我跟室友說，我決定要回南部找工作，因為父母年紀大了，他們辛苦供我讀完大學，期望我回去，我覺得我應該回饋他們，也應該陪陪他們，回應他們的期盼。
類似的話，我在幾十年後聽到一位年輕朋友這樣對我說。我立刻想到當年的自己。我知道我是因為害怕，是因為不知道路在哪裡，而那樣大義凜然說要回饋和陪伴父母。雖然那也不是謊言，但後來我心裡準備好了，我想要飛出去了，我就放下這話，不思回頭的飛出去了。
當我不曉得路在哪裡，身上有諸多力量拉扯互角的時候，父母說或沒說出的期盼是那樣的強烈，令我服從。
我回去，又離去。兩年後。因為我覺得我再不離去就離不了了。我想給自己一個機會，不是在眾人面前唱女高音，不是在舞會前十分鐘改短裙襬，不是去找一個人告白，是想要丟掉不合腳的鞋子，是想要看看前面還有什麼我可以走的路。
那次離家，在心理上，才是膽小戀舊的我真正一個人離開南部的家，遠行。
多年後讀到我喜歡的小說家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辦公室」裡的這一段，我想她說的就是我曾有過的心境。她這樣說：
......感覺一股強烈而失序的震顫：那是自由，是一種太嚴峻而完美的孤寂，此刻我還無法承受，然後我便明白平常我是如何受著庇護和阻礙，那些堅持不懈的力量是如何溫暖並束縛著我。
其實好的文學並不飄渺，它的世界才是真實的世界。我一直知道。
後記：
文中所引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辦公室」裡的一段文字，出自她的短篇小說集「幸福陰影之舞」，木馬出版社，譯者為汪芃、黎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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