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O年，六月，台北地方法院將對三十三位美麗島人，包括我的先生陳忠信，宣布一審判決。在一審的法庭上，我們家屬可以當庭宣讀一份輔佐狀。雖然影響判決的機會不大，但我們都還是認真寫下輔佐狀，宣讀後提交庭上。
以下是我的輔佐狀：
我的丈夫陳忠信在羈押了將近四個月以後，被檢察官以「參加暴行事件，身披紅布名條，率先在指揮車前開道，而高呼口號助勢」為罪名而起訴了。
這是一個令我驚訝與不解的罪名。因為，我的先生在去年十二月十日那天去高雄，是為了參加「世界人權日慶祝大會」，而不是什麼暴行事件。
一場歡樂的慶祝大會後來發生不愉快的衝突，這不是我先生在前往高雄以前所能預料的。只因為他去了高雄，他在高雄的大馬路上走了幾步路，而他身上披了紅布名條，就控告他參加暴行事件，這是完全超乎我的理解能力的。
為了這場離奇的控訴，我細細尋思我的先生在去年十二月十日以前的生活、言語和神態，我覺得他一切如常，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唸他的哲學、歷史和語言邏輯書，或者同我一起喝茶、聊天、聽音樂，而星期天早上陪我買菜。這哪裡像是一個即將去參加暴行事件的人呢？
陳忠信和我都喜愛簡單的生活，並且願意在繁瑣的工作以外，保有自己安靜的天地，能夠好好的唸一點書，想一點問題。所以我們寧可在交通上多花費一點時間，而在較為偏遠的郊區租下一個小小的公寓，安頓下我們的生活與心靈。
在平靜的生活中，我們自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有時候，我盼望陳忠信能再為自己，為我們兩人多留出一點點時間；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兩人可以經營一個極美好快樂的小世界，為什麼要踏出這個小世界呢？
陳忠信告訴我：人，不能只為自己而活，不能只安於自己小小的快樂與滿足；在個人以外，還有一個大世界，須要我們去關心，去努力；只要這個社會還有不合理的問題存在，還有在這些問題中掙扎受苦的人存在，我們就沒有做自了漢的權利，而應該以個人卑微的生命去促使我們的社會更完美合理。
陳忠信教我認識世界，教我學習無私，學習愛人，他也使我懂得人生不是空夢一場，人生是認真，是踏實，是要使每一個明天都比今天更好。我不能相信這樣一個有理想與信念的人會做什麼暴行脅迫的事。
我的先生陳忠信成長於鄉間，初中時代參加童子軍，養成日行一善、愛護社會、勇於助人的信念，及明辨是非、急公好義的做人態度。我記得在我們結婚以前，有一個下雨的夜晚，我和他在東海大學校園裡的馬路邊發現一個騎摩托車出事而受傷倒地的少年，少年告訴我們經過的人都不理他，他擔心坐在後座的一個小孩，可能震落路邊的水溝，被急水沖走了。陳忠信便急忙在水溝和草叢裡搜尋，沒有小孩的蹤影，他趕快飛跑去警衛室找人，又打電話叫救護車來。車來以後，他幫著抬受傷的少年上車，還送少年去醫院急救。
我在雨中看他為了一個素不相識的少年來回奔走，自己淋得透濕。那些好奇而又冷漠，愛看熱鬧而又怕惹事上身的人，比起他來真是天差地遠！在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我想以後也不會看到比他更愛人，更真正關心人的人了。認識他以後，我才了解一個人的性格、良心與行為可能結合得如此協調與完整。
是的，他是這樣無私的關愛著人。我常常看著他，默默的想：像大多數冷漠、無感的人那樣過著一種動物性的生活，閉上眼睛，扭曲靈魂，不是更容易一點嗎？你，為什麼要活得這麼辛苦呢？我常常看著他，我不能不愛重這樣的人。活在這樣的時代，我可以驕傲的站在這裡對世人說：我的丈夫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這樣正直的男子漢不應該受到錯誤的指控！
我深深了解我的丈夫，他也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相信真理和善意，對人對事都講究理性，他認為可以通過寫文章來談論世事，而絕不會動手打人，或同意可以用打鬥來解決問題。他絕對不會做什麼暴行脅迫的事，也絕對不會有犯罪之故意。他去高雄參加世界人權日慶祝大會，只因為他是美麗島的編輯，實地採訪雜誌社的活動，是工作上的要求。同時，他也崇尚人權，相信人類經過漫長的歷史，終於認清自己的權能，是一件可貴的事，值得紀念。
如果說，一個雜誌社的編輯不能實地去採訪雜誌社的活動；如果說，一個人不能充滿善意與喜悅的去參加人權日紀念會；那麼，我，實在不能了解我們這個社會的法律到底認可什麼，准許什麼，而認可與准許的標準又在哪裡？此刻，我站在這個公正的法庭上，虔誠的等待可敬的法官解答我的疑惑。我永遠相信：法律不應該使男人受盡折磨，使女人哭泣憔悴。
在這裡，我願意呈上五篇我的先生在進入美麗島雜誌社工作以前發表的文章，其中四篇是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月，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四月，他以「舞陽」的筆名，在「音樂與音響」雜誌上發表的一系列探索中國音樂的連作「愚廬雜思」，這一系列連作從中國音樂的傳承、發展與前途問題，直追到中國藝術、美學與文化的問題。在這裡面，他感慨的寫道：
「人們已把藝術的源泉─生命力遺忘了，並且完全忽視了文化是人類求生存而發展出來的各種象徵形式的綜合這一基本事實。」
這雖然是談音樂的文章，但顯然也是有感於今日文化受到外來的衝擊，而要替他找出路的意思。
另外還有一篇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他在「書評書目」雜誌上發表的哲學文章「阿佩爾論人文、社會科學的哲學基礎」。他認為：「『科學超然』這一個假的意念，在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領域中發揮一破壞性的影響，並歪曲我們完整的視野，使人遠離科學的領域。」而對相信實證科學能解答所有問題的科學主義提出質問。
我想閱讀這五篇文章，也更可以了解陳忠信後來擔任美麗島的編輯，是他從形而上的思考進為對人間、對中國的一種落實的關懷：怎麼樣把中國的傳統創造性的轉化呢？怎麼樣把中國過去的歷史與台灣的現狀聯結起來呢？作為一個現代的中國人，前面的路該怎樣走呢？這是陳忠信的關懷。苦難的中國，如果不須要這樣真誠關懷國族前途的知識份子，那麼她須要什麼樣的知識份子呢？
而今天，檢察官以暴徒的罪名起訴我的丈夫陳忠信，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我的丈夫在我們婚後的第十個月被逮捕，到今天已在獄中待了五個月有餘。如果說他必須因為參加這個世界人權日慶祝大會而受罪的話，那麼，我認為這五個多月的牢獄之苦也應該夠了，也應該可以抵得了了。我深深盼望他早日回到我身邊，我仍然相信明天會比今天更好。為了一個更好的明天，為了一個團圓的明天，我想我們都願意堅忍、寬恕，並且在思念中等待這樣的明天。
我很高興有機會在這正義的法庭上陳述我對我的丈夫陳忠信的認識，並請求可敬的法官發現事實的真相，維護法律的尊嚴，判他無罪釋放，把自由還給他，把他還給我。
我感謝庭上接受我的陳述。
重閱這份輔佐狀，我又看見四十年前的我，完全不懂政治和法律的我，下班回家後，為了要寫輔佐狀而伏案回顧在美麗島大逮捕之前的生活，又笑又掉眼淚，因為，那真是一段非常忙亂、快樂的時光，自覺正置身於社會前線的作戰氛圍而忙亂、快樂。
那時候大概就是因為年輕，才會不止於忙亂，還覺得快樂。難道不覺得害怕？沒有一點警覺？
不安，當然是有的。如果停下腳步，或許也會有點害怕，警覺逐漸靠攏近身的陰影。
不過，就是因為年輕，生理上、心理上都年輕，不想停下來害怕，且熱望跟其他心理上年輕的人走在一起，去突破，去創建。
真的突破了。是否創建了，在我握筆要寫輔佐狀的時候，還未知。歷史將給出答案吧。
可是，我要怎麼寫從來沒寫過的輔佐狀？我下樓去問心理上永遠年輕的鄰居朋友唐文標。他那一陣子是我最好的顧問。
他說：你是一個妻子，你就從妻子的角度寫，寫你們的過去，你們的生活，不要管那麼多，寫得瑣碎一點，我認為也很好。不要講政治，寫得和平一點，不要很兇。寫好再給我看看要加什麼。
我說好，立刻就上樓去寫。甚至還嘮嘮叨叨寫了一樁陳忠信在雨中救助一位車禍少年的事。
我把寫好的草稿拿下樓給唐文標看，問他這樣可不可以，會不會很無聊？
他說，不會無聊，這樣寫，我認為是可以的，我來幫你加一點東西。
那太好了！我就把草稿留給他，上樓去了。
第二天，唐文標拿他加了一點東西的稿子來給我。趕緊看看他加了什麼。
原來他在車禍少年那段的最前面加了幾句引語：「我的先生陳忠信成長於鄉間，初中時代參加童子軍，養成日行一善、愛護社會、勇於助人的信念，及明辨是非、急公好義的做人態度。」
總之我們在這篇文章裡，努力把陳忠信塑造為一個相當美好的人，希望能打動法官。
法官心裡有沒有一點點被打動，我是不知道，但我的大學室友後來看見這篇文章裡陳忠信會和我一起喝茶、聊天、聽音樂，星期天還會陪我去買菜，就頗有好評，說這種丈夫不錯嘛，如果有這種丈夫，我也可以結婚的～
唐文標另外添加的主要部分是講陳忠信以前給他看的五篇關於音樂、文化、哲學的舊作，他提綱挈領說明這五篇文章後，總結到苦難的中國須要這樣關懷國族前途的知識份子。
我無異議。其實我一點也不明白苦難的中國，還有我生活其中的台灣，到底須要怎樣的知識份子。重點是在我寫的那些婆婆媽媽輕飄飄生活瑣事後頭須要比較重實的壓艙石，唐文標把陳忠信講得這麼深刻，讓文章顯得很夠份量，我很滿意。這份陳情輔佐狀，好像不只是向法官陳情，還有點像是我和唐文標合寫的一封投向黑獄的情書。
完稿謄寫，後來在一審的六月法庭上宣讀，並提交。
四十年過去。最近還有朋友提及這篇輔佐狀，甚至還能大致背出當時讓他感動的句子。因在抽屜中翻找出來，錄下於此。
並不覺得寫得好。要是今天讓我來寫，一定寫得不一樣。不過─
人生只能青春一回，這是我的青春紀實。我曾經那麼年輕，和許多人一起年輕。
青春無悔。信守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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